法国作家弗朗索瓦·韦耶冈（1941－）经过五年的构思和写作，出版了回忆他的父亲弗朗兹·韦耶冈的作品《弗朗兹和弗朗索瓦》，在法国《读书》杂志评选的1997年度的20部优秀图书中排名第九。《读书》的记者玛丽亚娜·帕约为此访问了他。
1993年，您就宣布要出版《九月的约会》，但此后杳无音讯。四年以后，书店里却有了您的另一部小说《弗朗兹和弗朗索瓦》。这是怎么回事？
这本书和我的第一部小说《小丑》（1973）是互相呼应的。它看起来更像是《小丑》里的人物而不是我的自传，我差点给这两部小说的人物起了同样的名字。
您是不是因为不想得罪任何人，才坚持把您的最后这本书称为“小说”的？
完全不是，即使人人都装作不理解这一点，这本书在我看来还是一部小说。在内容方面应该真真假假，神秘莫测。看看电影吧，它也是把资料和虚构混合在一起的。今天人们又转向了一种所谓的真实。真实的谎言，自我想象等时髦的说法使我恼火，它们使人相信问题已经解决了。唯一的真实是从将会或多或少被改装的，强烈的个人体验出发的。让假的东西被人当成真的非常有趣的。
可是这本书叫做《弗朗兹和弗朗索瓦》，而弗朗兹就是您的父亲的名字！
当然，一看就能相信这一点。在宣布这个书名的时候，我的母亲惊叫起来：“哎呀，这太像精神分析了！”她有点担心。现在她很喜欢这本书，聪敏地把它当成一部小说来读。使我惊讶的是没有人向我谈起耶格拉夫这个名字，人们都认为“韦耶冈是韦耶格拉夫这个一望而知的化名来讲他自己的生平。”
您总是说用了五年时间写这本书，困难是否在于像您所说的实际上“没有人能够不受惩罚地写他的父亲的死亡”？
写自己的父母确实很难，不过在文学里却是历来都有的。这本书的出发点是一个疑问：他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为什么？这时候他的父亲就出现了。
成为作家首先说明他是他的父亲的儿子”，那么关于儿子的一切思考都是与父亲的形象分不开的。
不错。事实上我的父亲在1974年刚刚去世，我就想写他的传记了，不过我觉得一本真正的传记不可能是滑稽的，于是这个计划就流产了。我开始拍摄影片，两年后商业法庭宣布我所在的制片公司破产，我才又重新开始写作。
当您的父亲向全世界上道德课的时候，您却在贬低他的作品。
是的。有些朋友说我有这样一个父亲真是幸运，另一些人则把他形容得凶恶可怕。有一天我的头脑里忽然闪过这样一句话：“真正算数的只有爱，而它怎样表现出来则是无关紧要的。”我也真正感到悔恨：“我是不是对父亲太过分了？是不是最好在他生前就向他说明我不同意他在基督教的教育方面的观点？”相反，我的一个女儿却含着眼泪对我说：“我们在家里从来不知道你是这样爱你的父亲。”她说得对，这不是反抗而是挽救，在儿子看来是对父亲的挽救。
《弗朗兹和弗朗索瓦》出版后好评如潮，使您感到高兴…
不错，是令人愉快，这比受到指责要好。怎么说呢，这就确认了这本书的存在。再说也能让我的母亲高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当我错误地担心她在怀疑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应该马上来一些好评。
那么现在您在做什么？拍电影？写作？
我现在不大到电影院去了，那里变得很可怕，没有什么好影片了。拍一部新的影片？我不知道，这要看情况。我已经完全习惯于孤独，不依赖别人或一个小组。写作需要放弃某种社交生活。想想看，我简直有两年没有出门了。我有许多小说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其中包括《睡觉》，另一部是关于我过去的影片的。
